辩证看待出租车行业问题
刘师傅是另一家出租车公司的雇佣司机，每个月要交14000多元，公司给他发工资2300元，补贴社保，这样他每个月相当于净交给公司约12000元。
据他透露，他公司里的600多辆出租车牌照有一些是1988年以前得到的。那时有人钻了制度的漏洞，在公司登记通过审批获得了牌照，买了车委托公司经营，公司收管理费，这些人就是“隐形老板”。目前市场上交易的车牌，有一部分就是从这些人手里流出的。
记者通过熟人了解到，一位陕西人16年前来深圳打工，手里有点钱后就开始收购出租车牌照，目前已经有各种使用年限的车牌20多个，每月租金收入在15万以上。
但总体而言，能参与出租牌照交易的人终究是少数。因为长期看好，牌照拥有者一般不愿出让。
深圳市公路客货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杨瑞瑜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至1994年间，曾在深圳市交通局工作，多次参与出租车牌照拍卖活动。直到今天，他仍在关心出租车行业的发展状况，并有研究成果面世。他说：深圳出租车牌照的形成有历史的必要性和局限性。数量管制带来一些问题，路径依赖难以纠正。放开管制有合理性，但对早期高价获取车牌的业者也不公平。纽约、澳门、香港想改也改不动。不可以现在的思维苛求过去的人，当时拍卖出租车牌符合改革方向。毕竟，拍卖出让比审批出让更符合市场公平、也更能减少腐败。
杨瑞瑜说，出租车公司也有成本，越是后来获得的车牌成本越高。据他了解的情况，现在出租车公司之间的车牌过户，最高价已经在100万元左右。这个价格在中国还不是最高的。温州是全国少有的、直接把出租车牌照向公司和个人公开拍卖的城市，2008年一度炒到140万元一个牌照，后来价格回落也套住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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