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政协委员梁文森提出《政府公车应该管制》开始，到2010年郑学定、肖幼美等12位人大代表一起推出《关于推行公务用车改革的建议》，深圳两会已经连续16年出现公车改革的委员提案或者代表建议案。但是一届又一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努力并没有阻止公车私用在深圳的愈演愈烈。
公车私用
流动的腐败广告
2008年3月11日，福田区沙头街道办副主任邹宣波在福田一酒楼饮酒后，驾驶街道办公务车在醉酒状态下堵住停车场出口，随后其将前来出警处理事件的景田派出所民警陈宇辉撞成重伤，致其盆骨粉碎性骨折。
2010年3月20日，香蜜湖街道副主任房艳驾公车拉亲戚前往风景区，因为在交通肇事后涉嫌炫耀公车身份，房艳事件旋即被媒体曝光。
2010年6月21日，黄贝岭街道办党工委书记丧父，街道办及下辖的十个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共三四十人放下手头的工作，集体乘公务车前往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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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艳事件中，福田区监察局当时的公开表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将认真吸取“3·20”房艳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对公务车辆管理，加强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坚持制度唯上，坚持依法依规办事。经由各大媒体，福田区监察局的公开表态理应被认为是给公众的一个承诺。但事实上，距离短短一年半时间，该区再度发生升级版的“房艳”事件。
2011年7月10日，福田沙头街道办事处出租屋综合管理所所长凌小红挪用公车旅行，途经博罗公庄镇维新村时发生车祸，撞死两名当地村民。这次的“凌小红”事件，于公车私用的顽疾之外，还事关政府信用和脸面。
“加强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坚持制度唯上，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市民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句应付式的口号，还是对公众的庄严承诺?
公车私用社会负面影响不仅是政府信用的丧失，一定程度上成为流动的腐败广告。昨日16时20分，荔园小学门口，接送孩子放学的小车排起长龙，奥迪、丰田等车中有个别贴着官方的大门通行证件，面对南都记者司机不但缄默，而且迅速躲开。
家长张女士表示，自己每天来接孩子，天天看到不同单位公务用车，看似小事，负面影响却极其严重，“助长孩子幼小心灵的依赖、攀比心理和社会不良风气，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同时破坏了政府形象。”张女士认为，现在在深圳有公车，已异化为地位的象征，异化为权力的象征。
深圳公车数
至今仍是个谜
公车改革的另一个出发点是降低行政经费。2010年深圳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位人大代表提交名为《关于推进公务用车改革的建议》，建议中，郑学定代表算了一笔账，深圳行政成本仅以2009年104家预算单位部门预算支出为例，共花费202.4亿，占全年财政支出22.9%.
2009年，在深圳每年养一辆公车花费是3.8万-5.5万元，这是2009年两会上深圳财政部门公布的数字。当时面对人大代表吴立民提问，财政局表示，在财政预算支出中没有专门就公车费用列出科目，而根据功能设置，分为四类，费用每辆车每年3.8万-5.5万元。而深圳目前有多少公务用车?财政局没有统计数据。
吴立民说，2011年大运会期间“绿色出行、自愿停驶”活动暴露深圳公车的数量，当时深圳特区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截至8月3日，公务车申报在大运期间全部停驶的车辆为1.6万余辆，停驶率达55%.在开闭幕式举办的当天，公务车将停驶2.4万余辆，停驶率达84%.”2.4万辆车停驶率达84%，也就是说深圳公车数量应该是超过2.85万辆。
根据两条新闻提供的数据，单位公车的年耗费和公车的数量相乘，深圳养公车的年耗费应该在10亿-14亿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