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可以骂我”
因为是新来的，田玉的速度比工友们慢，她在流水线最后一个工站，流水线前面经常“堆下来”。线长就开始批评她。因为检查过的产品最终不合格，线长也会骂她。“一条线上，被骂的最多的人就是我。”“他们说‘不会做来这里干什么’。”除了线长之外，批评田玉的还有“物流”。
富士康的每条生产线上，都有两名线长、一名“全技员”，四五名乃至更多“物流”，他们几乎占了整条线人数的1/3乃至一半，对于普通员工来说，他们都是“干部”。田玉说“有很多人可以骂我”。
2010年5月20日，记者因为前一天在暴雨里走了20分钟，感冒了，而没有带伞的原因是富士康不允许带包。但工作还是要做，最多的一小时重复了500多次动作。身旁装面板的箱子摞得比人还高。加快速度，还得细心地放好空箱子。偶尔放不整齐，线长过来就是一顿训斥。当身旁的小山逐渐变矮。物料员马上到来了，拉走空箱，并用车推来一座新的小山，我们的收入一般只与加班时间多少有关，似乎与工作量无关。而一次组长讲话说，干部的提升和考评等都是要看产量和质量。工作没多久，记者满脸都是汗，虚汗实汗一起流。
两位线长、还有一位物流先后来到工站。一位线长问：“怎么这么慢?”记者有气无力地告诉他“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他愣了一下走了。接着到来的是“物流”，他过来就大声说“连个面板都投不好”。记者这时候已经连说话解释的想法都没有了。接下来一直疲于奔命地工作着，直到下班……记者去找线长请假，线长却让记者明天“继续来”，他会安排轻松点的工作给记者做。接着组长来讲话。他说后天要搬到H区新厂房去，那里有稽查人员，休息期间如果用手机或抱着椅子背休息这样的动作，都会被相机立刻拍下来记小过。下班后碰到工友阿彬，他说小厂管理人员比较人性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阿彬说，在这里做得越久越难离开，因为越做越熟练，而其它地方没有一样的工站和流水线，几年的“积累”就没用了。
5月21日一早，有点发烧的记者又去找刘线长请假，他安排一轻松点的工作给记者做。中午吃饭回来，代替记者投面板的小师傅裤子破了想回去换，线长不同意，吵了起来，最后他去找组长，组长让他回去，他却开始怕线长以后处理他……刘线长又找到记者，让记者继续投面板，如果坚持不下去了再告诉他。另一位线长来指责记者，说没有把空箱子摆整齐，前面断线了，那个物流又来指责了记者一番，记者告诉他，要防止断，要么多一个人开箱，要么把记者和下一位工友之间的流水线距离延长。他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操作流程是‘系统’定死了的，一个工站可能两个人做吗?”
口袋里只剩最后一元钱
已经是2010年的3月15日了，田玉还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卡，她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花光了，只剩最后5元。在此之前，爸爸买给她的手机因为掉在水里，坏了，她和家里所有的联系就此中断。好不容易联系上表姐，借了一部手机，却又莫名其妙地被人偷走了。她许多电话号码都存在手机卡里，并不记得，一丢失，就和谁也联系不上了。
和女儿联系不上的田建党也曾经让深圳的亲戚去找田玉，亲戚到了富士康门口，看到数以万计黑压压的人群傻了眼，只好告诉田建党，没办法找，只有等。
田玉问线长工资卡的事情，线长说因为她是从观澜被招募来的，她的工资卡可能就在观澜那里，线长说，去观澜厂区的C10栋可以拿到工资卡。
3月16日一早，田玉带着对工资卡的期望，鼓起所有勇气，在深圳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坐上了去观澜的公交车。车费花去了她4元钱。带着“自己会坐公交车了”的成就感，田玉在观澜巨大的厂区里找到了C10栋，里面的工作人员却说不归他们管，让她去另一栋，田玉在两栋楼之间跑了若干个来回，又问了很多人，去了别的楼。中午的时候，她终于绝望了。
她低着头，饿着肚子，走出了观澜厂区。却发现自己身上只剩最后一元钱了，没办法坐车回去。她只好走回宿舍去。记者曾经乘车从观澜厂区到龙华厂区，用了一个小时。走路要走多久?记者不知道。田玉一路走一路问，一直内向的她，从来没有问过这么多人，天快黑的时候，田玉终于走回了宿舍，躺在床上。她想找个人说这事，却发现自己没有手机，宿舍里的几个人，她都不认识，没办法开口，也没有人主动说一句问候关心的话。
晚上，田玉本来应该上班的，可是她没有去。因为在她简单的思想里，这时候想的是“没有工资卡，一切劳动都是白费力”，因为自己没有被纳入发工资的“系统”，而“系统”的权威，她已经见识过了。躺在床上，腿因为劳累不像是自己的，脑袋因为压力也不像是自己的。
事发
因绝望而跳楼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天怎么又亮了呢?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田玉从自己宿舍所在的三楼爬到四楼，跳了下去，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里……事后想来，那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记者的工友阿彬在进入富士康后也一无所有了，连买锁的钱都没有，记者借给了他20元……阿彬说，他几年前有一次身无分文，从东莞长安走到深圳南头。
那份工资的意味，记者也深刻体验过，2010年5月24日，记者离开富士康前一天，第一次从E3换到H5上班，两个地方隔着大半个厂区，要走20多分钟。下班后，线长说因为系统没有改变，大家得回到E3去打卡，否则当天没有工资。虽然已经决定离开，放弃工资，但从H5出来，记者不自觉地按照线长之前的指示，往E3走去，10分钟后才反应过来，努力控制住自己往离宿舍最近的一个门走去……一天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可那是一次次挑战自己体力和忍耐力极限的唯一回报……
记者的几个舍友，虽然早上6点半就要起床上班，却每天在黑网吧玩到凌晨4点左右才回来。回来以后的两个小时里，他们睡不着，像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