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背景下，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以实现政企分开、大力简政放权、弱化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为目标，这时开始的第一阶段改革，分别在1981、1984、1986、1988进行了4次动作。
“1981年，一口气撤并了10多个专业经济管理管理部门和20多个行政单位，整合设置了18个政府部门，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率先实行资产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相分离。”深圳市编办介绍。
也正是在这种颇有气势的变革下，从1981年到1988年连续几次的机构改革，大工贸、大文化、大农业的格局初现。比如，1987年成立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主要承担管理、监督、投资、服务4大职能，强化政府综合管理和宏观调控职能;成立文化委员会，统筹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工作等。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这个阶段，中央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大系统”、“大行业”管理，构建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深圳适时而动，于1992、2001年进行了两次改革，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为本世纪初至2009年本轮改革前。在此阶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深圳于2004年进行了第7次机构改革，改革重点是理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宏观调控和综合管理，“大系统”、“大行业”管理体系初步成型。
直到2008年，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正面临空间、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也较早地遇到了社会管理、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三十而立，虽然已经历过七次机构改革，“深圳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与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机构设置不够合理，部门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称等现象依然存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坦言。
可以说，这三步快走，让深圳的政府机构改革走到了全国前列。
官走官道 员走员道
深圳基层公务员有奔头了
今年不满30岁的许宁(化名)是深圳市宝安区某街道办执法队一名普通的执法员。经过2008年的那场考试后，许宁终于成为该执法队40多名公务员中的一员。
“队长是副处级，副队长是正科级，中队长是副科级，总共加起来领导职数只有9个。”以前，其他几十名普通的科员、办事员职业生涯的晋升渠道就是争取这几个有限的职位。“一旦争取不到，退休时最多就是给一个副主任科员的待遇，太没意思了!”许宁的紧迫感非常强烈，因为如果30岁还没提拔上去，就意味着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2005年国家颁布《公务员法》，明确将分类管理确定为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求在适当范围内实施公务员聘任制。2008年8月，新成立的国家公务员局将全国唯一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任务交给了深圳。
“实施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今天改还是明天改，是主动改还是被迫改的问题”，深圳市委书记、代市长王荣在动员大会上就提到，深圳将义不容辞，履行好为国家公务员管理改革探路的使命。
公务员崔为民20年间的身份变化
1992年，崔为民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调入深圳市法制局，当年深圳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市场经济式的行政管理体系，根据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需要，深圳要求公务员“凡进必考”，正科级以下公务员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必须先通过公务员考试。崔为民通过了考试，从国家干部变成了公务员。
到1996年，深圳基本完成机关工作人员向国家公务员的过渡。从此，“国家干部”这一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字眼，从深圳政府机关悄然消失。改革后，企业实行合同制，被称为员工;事业单位雇员称为职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则称为公务员。
更大力度的改革还在后面。2006年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007年的聘任制公务员改革，2008年的公务员分类改革，连续三年，深圳在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管理制度方面的大动作，均在政府机构中产生了“地震”式的影响。对这种改革力度，崔为民以及深圳公务员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2005年的深圳，全市1900家事业单位全由财政供养，所耗不菲。有的事业单位已部分走向市场，却一直在“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重身份中挣扎;有的事业单位明明可以市场化，却长期吃皇粮。
改革后，深圳380多家市属事业单位分为三类：属于行政职能的一律回归;属于市场经营开发的转企;承担公共服务的则由财政保障。
随着大部制改革而来的2010年公务员分类制度改革后，崔为民的身份又一次发生变化。这一次，崔为民作为委任制公务员，进入综合类岗位，身份从“公务员”成为“委任制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