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炒了“温州炒房团”?
不止是海外地产盯住温州，也不止周德文一人成为信息枢纽，罗夏兰是温州另一个受外地房产商青睐的“投资转接口”。她是媒体公认的温州“太太炒房团”团长。
地产新政出台后，电话请不动她，一些代理公司干脆派人从上海和杭州过来，守在她家楼下。眼见人家苦等四五个小时，她只好应了吃饭之邀，“差不多天天有人请”。
SOHO中国的一位策划总监找到罗夏兰，想在SOHO中国在朝阳门的写字楼开盘时合作，由她带温州人过去。资料和文件先行寄了过来，那里的商铺每平方米要8万至10万元，写字楼6万元以上，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为示诚意，“每天发短信，联络感情”。
当时罗夏兰不知道SOHO中国是大名鼎鼎的潘石屹的公司，不过她知道在房产新政出台前，潘石屹一直在媒体上炮轰高房价。
而2001年以来，“温州炒房团”以时常爆出“空降”、“转战”全国某个城市的信息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不断刺激着大众神经。
“我们一直讲温州购房团、看房团，从来没有说是炒房团”，《温州晚报》房产工作室总监董文远极力正名说，“这是吹牛。”
10年间，董文远接触到的温州人中买一至三套的居多。他没听说过一个人买几十套、上百套甚至几百套的事，“有本事买这么多，干嘛还去炒房，不直接投钱开发?”
他惟一接触到的一个人买十几套的个案，其实只反映了温州人的“精打细算”，“团里有个人在北京东二环某个楼盘买了17套，他说拷贝17套，只付一份设计钱，装修、材料都是批发价，只需找一个人来管理17套房出租。”
这个人并非炒楼，而是受家族委托买房投资。他的家庭在温州做皮鞋生意，当时北京房子装修后的租金比存银行收益大。
当然，确实也存在一些以房为生的炒家。
数度组团买房的张盛林接触过专门炒房的人。2009年初，一个10人的专业炒房团，每人出2000万，来到海口，首付20%，以6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跟一个开发商包下销售的全部房源，要求可在60天内随意更改房产所有人的名字。
60天内随意更名是炒房的核心潜规则，随后，这10人各自联络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买，房价涨到7000元，亲朋好友又通知自己的“关系人”，房价涨到8000元。见房价涨势喜人，外面人也跟进，房价一路飙升到1万多元，而温州人在8000、9000元以下已悉数抛尽。
“人们都说温州人像蝗虫，走到哪里，哪里的房价遭殃，”张盛林说，“其实这种专业炒房团队并不多。”
“没有温州人炒房，房价也会涨。”陈俊说，温州人被妖魔化了。
陈俊2006年随团去长春考察，发现那里每平方米只有1500元。他想带浙江商人去投资创业，他对长春市领导试探说，“创业首先要买房，房价会涨。”对方说：“投资行，买房不行。”陈俊不敢担保没买房的，于是放弃了，结果他们没去，一年之后，长春房价也涨到了5-6000元/平米。
其实，媒体的大力渲染，为房价上涨做出了“卓越贡献”。媒体也是最醒目的风向标。
不少没有出处的经典炒房故事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买房如“买菜”：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杭州，西子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是温州人;喀什，至少1000名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腰上挂满钥匙的人”，则意指温州某些炒家购置房产无数，并将其钥匙环挂于腰间。这等故事曾见诸多家媒体，情节类似，惟一的差别是腰上所挂的多寡。版本有几种，有挂22把钥匙的、35把的、50把的，最惊人的是72把钥匙。
地产商翁银林说，“其实媒体就是最大的炒房团，炒房的是炒房集团。”
除了渲染情节，多年来全国各地都有不少都市类媒体乐此不疲地投身其中，外地开发商一到某处最先跟媒体联系，双方互利互惠。
有些零散的买房客实际就是通过媒体聚到一起的，“在报纸上做一个广告，给一个联系方式，大家自愿报名，到一定规模时就组上一个团，直接飞过去，然后再配以相关媒体的报道，打上一个标语，打标语实际上就是为了炒作。”
《温州晚报》是“温州炒房团”的始作俑者。2000年，《温州晚报》国内首创“看房团”，之后这一模式先被温州民间复制开来，后被外地不断拷贝。
知情人士说，其实政府也是炒作温州炒房团的一分子，“有很多地方政府，用各种优惠政策去吸引各类温州炒房团，去关照他们。”
温州人炒房，“各界人士”各循所需，乐此不疲地炒热了温州人。在共同的利益诉求驱使下，这一耐人寻味的炒房故事实际上已演变为一场合谋的财富游戏。
张盛林深知温州人很难脱掉“炒房”恶名，他经常上业主论坛与邻居聊天，然而他不敢透露自己的温州人身份，害怕板砖如雨而来。
被利用的“买房风向标效应”
无法得知SOHO中国是否真寄望罗夏兰找来客户，但无疑对方相中了“温州炒房团”的标签价值。
连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也不例外。2008年4月，潘石屹随凤凰卫视行政总裁、中城乐天房地产董事长刘长乐召集的“地产富豪”考察团到台湾时，台湾媒体指责他们要炒高台湾房价，潘石屹申辩：“我们不是温州炒房团，我从来不炒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