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调查
一张身份证能卖10-30元，清洁工说是为了补贴家用。他们的生活究竟如何，是否已窘迫到了靠倒卖证件为生?这个群体只在停工后、垃圾如山时才引人关注。数年来，他们罢工，他们呼喊，他们或者愤怒或者无奈，甚至尝试成立工会维护权益，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这座城市。然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仍存在太多忧患。
罗湖区罗芳村，两室一厅里挤着来自重庆的7位清洁工。客厅一角搭着帘子的小床属于小唐。小唐也卖身份证，谈起价钱很熟练，“男的30块、女的10块，银行卡、信用卡5块一张”;被问及身份证被拿去做什么用时，却一阵沉默。
同样来自重庆，家住福田区梅林环卫基地的高荣不卖身份证。高荣54岁，身形干瘪、背微驼，长年骑一辆紫色24寸女式自行车，语速快得近乎偏执。1992年起，他们夫妻俩在深圳干了16年清洁工;去年，高荣开始为补交社会保险金四处奔波、到处下跪。
高荣直言不讳地表示，清洁工是眼下深圳社会的底层，这点得到冯大翠、老杨、小唐等同行的一致赞同。
收入
常年贴近城市底线
16年来，小高变成老高，头发全白，当年来深圳的高兴劲全没了
1989年，退伍后长期在重庆合川老家务农的高荣出来转了圈，走了北京天安门、看了天津五道口，可还是最难忘飞速发展的深圳。姐夫在深圳金众集团干建筑，出手大方，临走还塞给高荣100块零花钱。
高荣当时在村里也挺走红，身兼村办茶厂厂长、民兵连长等数职，可收入有限，一年到头，和妻子张应芳合起来才挣400块钱。眼看着特区面貌日新月异，正值壮年的小高决定来深圳闯闯。
“来的时候一根白头发没有，现在头发都白完了，青春都给了深圳，拿的还是最低工资，挺悲惨”，高荣说。现在，小高长成了老高，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工资水准却似乎有所下降。
1990年冬天，夫妇俩来到陌生的深圳闯荡，干了一年半的建筑工后，高荣改投姐夫所在的金众集团，和妻子一起在集团下属清洁公司做环卫工。他工作挺努力，很快就做了班长，每月除300块的工资外还有150块的岗位补贴。每月450元的收入让他很是满意，一个月能赚回老家务农一年的钱，老高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回村里，远近亲戚友邻纷纷投奔而来，成了老高的同行。
“这些年的工资虽然一路变化，从300到680、810，直到现在的850，数字上有所提升，但实际上一直是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定的。听说马上又要跟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到1000块了，可说实话，现在的1000块比不上当年的450，老家经济也发展了，合川都建市了，当年的高兴劲儿早没了。”
同样在关内，冯大翠的收入略高，1000元，可一想到永远加不完的班，冯大翠决定：这工作还是得辞。
小唐的说法也相似，“基本工资85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基本上也就1200元左右，加班多的多挣一两百元，够吃住，别的不敢想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