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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川
1950年出生于北京。17岁时，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狂热和困惑后，远赴北大荒和内蒙古，度过了10年知青生涯。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水电部、中国社科院、经济日报社任职。1985年底，调任河南省辉县县委任副书记。数年后，参与组建中原国际集团。1991年，到东莞创办企业，现任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热心公益事业，担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理事。
身兼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理事的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一直把深圳当成自己的家。20多年前他来深圳，并迅即被“蛇口精神”所吸引。到今天，他仍然认为“制度创新的蛇口精神”就是深圳的最高精神。《血路》对蛇口往事的回顾，再一次拨动了他的“蛇口情结”，让他有了想说几句写点什么的欲望，他说蛇口当年未能实现的思路，在20年后的今天或到了该实现的时候。这个1980年在校园里参加人大代表竞选的“老北大”，28年后的今天，仍怀着“竞选人大代表”的不灭念想。他认为，深圳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
住在深圳因为喜欢这个城市改革创新气质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工厂在东莞十几年了，但你一直住在深圳。对工厂的管理是不是有些不方便？
杨利川（以下简称“杨”）：是有些不方便。不过，我一直比较喜欢深圳，这是早期蛇口给我留下的一个“蛇口情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河南一个县当县委副书记，曾到过蛇口，还跟袁庚有过交流。那时的蛇口很让人向往。
1990年以后，我从体制内“逃”了出来，北京那时候的“气候”不大好，我选择来广东，也在深圳住过一段。虽然后来在珠海一个政府部门任过职，后来还是决定投身商海，最后项目选在东莞，把家安在深圳。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气质。
记：在你心目中这个城市有怎样的气质？
杨：在我的心目中，早期的蛇口“改革创新”就是它的标签。我至今仍然认为蛇口精神应该是深圳的最高精神，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的“制度创新”，在制度化的建设方面做过很多的贡献、有过很多的经验，但是也有很多的思路没有实现，20年后的今天该是有条件实现的时候了。
记：有哪些思路还没有实现？
杨：早期我跟袁庚有过交流。那时他是想把蛇口作为一个区，一个有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区，进行系列的政治改革尝试，来打造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的样本。但是后来这个思路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事实上早期的工业区管委会领导票选，袁庚就是按政治民主的思路来做的。当时的管委会事实上是有一部分行政功能的。那个年代政企还没有分开。没有实现的思路就包括这些政治民主、票选干部。但直至今天，地方行政在这个问题上仍未解决。
所以在《血路》想起袁庚、梁湘的报道出来后，多年没有动笔的我有了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欲望了。
反市场的旧习惯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冒出来
记：那就从新一轮思想解放开始说说？
杨：嗯。当年的解放思想是从冲破两个凡是开始的，当时提出了实践标准的问题，所以现在解放思想仍然是冲破理论禁区，也就是自由地思想，充分地探索。这一轮的解放思想的内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可以概括为“捍卫市场经济、推进宪政民主”。
记：你认为过去30年中市场经济地位捍卫得还不足够？
杨：是的。过去改革的30年，就是不断地深化市场经济的30年，从农村到城市，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到产权制度，可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理念是不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呢？远远不是！反市场的旧习惯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冒出来，比如想控制方便面的价格，搞限价房和单位集资盖房，把房价上涨归罪于“奸商”，迷信行政干预、国家补贴，过多的转移支付，以及民间对贫富关系的误解，对企业家和所谓“富人”的复杂心理等等。而且，凡是违背市场机制的，往往会给腐败留下机会。
这些，说明我们立法程序的不完善，说明没有实现利益多元化的有序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但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出口依赖、劳动力素质低下等粗放型增长的弊端日益突出，加之官场腐败普遍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原因归结为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过多垄断而不受监督。比如土地，比如矿产开发权，甚至航空、电信。垄断只会带来腐败，增加社会成本，资源交易非市场化。
很多地方自觉不自觉地出现计划经济的遗风，许多地方过度的财政补贴，过多的转移支付，扶助弱势群体，看似对弱势群体有一定的保护，但过多则会造成偏颇，会破坏市场经济，造成几败俱伤。在解决某些问题上，政府还不能完全做到依靠市场机制，遵循民主法制。
记：但贫富悬殊，如何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也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啊！
杨：是的，可是怎样使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不是退回去强调政府管制，加大政府的权力，而是深化市场经济，加强民主法制。比如近几年劳务工福利待遇提高，既不是老板良心发现，也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或者什么法的出台，而是市场机制使然。千万不要以为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以为多靠政府分配资源就好了，其实政府过多垄断权力和公共资源，恰恰是不公平的主要根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令，我们的“看得见的手”，只能顺应和保护市场经济机制，而不是扭曲它。
这个话题现在思想理论界也提得非常多，包括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政治改革问题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意见。所以，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推进宪政民主就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移民制度形成稳定有责任的市民阶层
记：在推进宪政民主建设方面，深圳可以做一些什么？
杨：在构建公民社会上先行一步。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公共治理的模式，从管制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变。
记：具体到操作上有什么建议？
杨：建议建立移民制度，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完善的移民制度，在户籍的政策上有一些摇摆，比如说搞过蓝印户口，现在又推行居住证制度，但看来思路是模糊的，基本倾向是管制。户籍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社保问题都涉及到市民的权利问题。怎样从居民成为市民，又从市民成为公民，在同等条件下，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权利。很多人在深圳干了十几年，交了很多税，做了很多贡献，甚至买了房，就是没有深圳户口，不是深圳的主人，不是深圳的公民，没有选举权，他们也不可能回老家去，他们的民主权利被遗忘了。他们只是淘金者，只是流民，还不是家园的主人。移民制度在国外有很多的经验，远看欧美，近看香港。作为深圳特区来讲，我们能不能有一套更完善的移民制度，比如说居住年限，比如说投资纳税，比如说专业知识、技能，当然还有一些福利、人道方面的考虑，等等。这样的条件能够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使人们有一个合理合法的预期，主动地去成为一个深圳市民，使我们深圳的市民阶层能够形成稳定的有责任的群体。总之，基本思路应是市场的、法治的，不要总想着一刀切，管住管死，也不要总是强调“弱势群体”、“劳动模范”这些没有法律规范的概念。要让民众依照法律程序去积极地追求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管制和施舍。
对媒体限制少一点，忌讳就少一些
记：刚才说到选举权，听说早年你还参加过北大首届人大代表竞选？
杨：是。长这么大我还是1980年参加过真正的竞选。那是北京高校竞选。当然后来还挨批了。但那是28年前，遗憾的是人大代表竞选到今天仍是一个梦。
但我认为深圳有能力做些尝试。比如大幅度提升人民代表从政论策的能力。不能老是“党委挥挥手、政府动动手、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
我们国家在《选举法》、《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人大代表，但是政务官（一般公务员属于事务官）是不能当人民代表的，因为你本身就是被人民选举的。而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发现60%以上都是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显而易见，这是没有代表性的。其次就是代表的名额应该更多地从地区的人口数中安排产生，而不应该更多地强调界别、党派，我们要从整体来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应该鼓励代表公开竞选，允许新闻媒体公开报道选举情况，包括选举程序、候选人言论、投票结果等。我们现在对选举只报道结果，从选民到候选人以及选举过程基本上是在内部传达的，好像见不得光。当选代表应该逐渐地职业化、经常化公众化，要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秘书助手、代表要有日常工作。当我们上午发现有污染问题，下午可以在人民代表的日常会议上提出来，向有关部门进行质询，真正做到随时在人民的监督下，广大群众和代表保持密切的联系，为这里的人民办事。
另外，可以从党内民主进行实验。我也有不成熟的想法，我们公开独立真正的民主选举是不是从某些职位入手，比如从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入手，在某一些职位上先放开。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公开性问题。
记：政务公开？
杨：是，政府可不可做到政务更加公开，特别是高层的活动、会议，可以直接面对公众。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会议直接公开报道，让人民了解他们的公务员和代表都在想什么、说什么、干什么，包括不同意见分歧，如何辩论，这样人民才可以选择，公务员和代表们才可以负责，政府才是责任政府。报刊广电等媒体也应减少内部限制，新闻以真实客观为好，并且多方面、多角度，不能限制主题和倾向性。可以开放民间媒体，多一些跨辖区的媒体，这样忌讳就少一些。
最后，我仍然希望我的有生之年，在深圳还有竞选人大代表的机会，我对这个还有不灭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