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认为“中国有60%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调高所得税的起征点作用主要是对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会产生效应，但这些家庭实际上边际消费率是比较低的”。通俗地说，就是专家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则大多人不要缴个税了，而且，真正的有钱人并不在乎这个收益，不会因此而去积极消费。这个逻辑很混乱，一方面，为什么大多人月薪3000以下，则个税起征点就不能调到3000以上?难道个税非人头不可?
另一方面，为什么不谈谈提高起征点对大多并不富裕者的边际消费率?事实上，眼下商场一促销，往往人满为患，说明老百姓不是没有内需，而且对价格敏感，专家眼里的小钱，恰恰是撬动消费市场的大杠杆，公众对成都“百元消费券”相当艳羡，可谓最好的注脚。至于富人，提高起征点就算被其搭了便车，恐怕也不能只用一个“刺激消费”的标准去衡量。毕竟，低起征点的个税负担，对拿死工资的富人而言，也是有失公平的事情。税收没有敌人，只应重理性。
任何时候，个税起征点对拉动内需的意义都是相对的。舆论之所以对个税再次抱有温热的期待，更多的是冀望个税能适时纠偏，回归到“调节过高收入”的主旨上去，让个税的天平再平衡些。个税调整不是为了应付突发的危机，而是回应一贯的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