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岁60后：杨黎，骂骂咧咧怀揣梦想
2008年10月27日。成都，细雨纷飞湿人衣。
头天晚上，杨黎和李亚伟、颜歌等一帮朋友喝酒直至深夜，等到聚会结束他晃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睡了大概八个小时，手机响起，杨黎被吵醒，等接完电话，睡意已经全无。
是日下午，在位于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杨黎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专访，这是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对话。
1962年生于成都的杨黎，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诗人韩东曾说：“如果天上掉一块石头要砸中一个天才，那被砸的人一定是杨黎。”然而，在部分公众和媒体人眼里，这个“天才”声名欠佳，甚至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究其原因，这和他的几次策划有关。
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之后，杨黎为其打抱不平，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会上，他的朋友、诗人苏菲舒出其不意的裸体而诵，一时间引来众多讨伐之声，事后有人指责杨黎是该事件的幕后主使；2007年1月23日，杨黎又把自己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房子，声称在整整一年时间内，他不上网、不打电话、不发短消息、不与人接触、不看书报，除了吃喝拉撒就只有写作。但是正好如同质疑他的媒体所料，杨黎很快丢盔弃甲——在那所冰冷的水泥房子里，他只待了十一天。
对于这些广受诟病的事件，杨黎不愿过多解释，只是笑着说：“我不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话，因为地太深了，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所以还是需要折腾。”他更愿意聊的，是关于写作的话题。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大部分书是20岁之前看的，20岁之后，我就看得很少了。”最初，他看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后来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名著，“找不到书看就满世界找人借。”
初中二年级起，杨黎开始有意识的创作，而且上手就是长篇小说。具体写了多少字，现在已记不清，“反正写了很久很久，厚厚的一摞纸。”到了高考前夕，他满脑子想的是“赶紧毕业吧”，在他看来，学校生活是不自由的，“毕业后就可以自由的支配时间，开始专业写作。”更重要的是，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杨黎，“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认为念大学是浪费时间。”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高考揭榜之后，杨黎名落孙山。
从学校出来后，十七岁的杨黎就直接去了银行工作，并且一工作就是四年。期间，他继续小说创作，同时开始诗歌写作。但小说字数偏多，“我嫌麻烦，写了还要抄，所以更喜欢诗歌创作。”此后，他还认真阅读一些西方哲学专著，“比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之类。”
一边上班一边创作的生活，杨黎感觉还是不自由，于是辞职。1983年，二十一岁的杨黎写出后来广受文学界好评的《怪客》，并结识了一帮作家朋友，开始创办地下文学刊物。
时间水一样的流走，很快十年过去了。杨黎发现，整天和文学纠缠在一起，也不是办法，“没有钱呀，但是要吃饭。”1992年，刚满而立之年的杨黎下海经商。此时，他的想法明朗而坚决：“等挣够了十万，就转身回来写作。”此后，他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告公司。再后来，他跳出来单干，而且干得不错，“三年的时间，公司成了成都市十大广告公司之一”。
但这并没有给杨黎带来成就感，相反，每当别人喊他“杨总”时，他竟会有些不知所措。“老实讲，内心深处不想成为商人，还是希望回到文学创作。”1997年底，杨黎痛下决心，关闭了公司。我问他，开公司的那几年，是不是挣了不少钱，毕竟公司都被评为十大了。杨黎摇头，“除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
再次回到写作现场的杨黎，在感觉身心舒坦的同时，很快又遇到生存问题。情非得已，他给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一些媒体撰稿，“但从来不用真名，而且笔名也是不停地换。”在他看来，那些文章只是为稻粮谋，写得很矫情，“如果署自己的名字，现在肯定脸红。”
2001年，杨黎只身去了北京，期间逢年过节才回成都。“到今年为止，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七年，但上班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专业作家的时代。”只是这个“专业写作时代”，他挣钱不多，还得靠女友接济才能过活。这期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小杨与马丽》和关于第三代的专著《灿烂》。
2002年底，杨黎完成个人首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时段。每天中午起床，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移动的距离非常短，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只有当我偶尔抬头，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
《向毛主席保证》因杰出的叙述和诗性的语言，在文学圈内快速流传。遗憾的是，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不得已，杨黎将书名改为《少年烧》，“这样一来，又没有市场——啊，市场，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过气。”灯光下，杨黎眼光闪烁，表情复杂，看得出，这个人很不甘心。
2008年五月期间，曾经办过地下文学刊物的杨黎，决定自己“出版”这部小说，“算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小说限额印刷了300本，每本独家300元。“我为它们编上了号，从001到300，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而且此书并永不再版。”截至目前为止，杨黎发出去的书有157本，买书的主要是他的朋友。收到的书款让杨黎支付了印刷费、还了一些债，“交了一年的房租和度过了千年难遇的地震”。这些书如果顺利卖完，杨黎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
“这些钱，会帮助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在这两年中，我会再写一本小说，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我问他，如何看待目前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两极分化，他说，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富豪作家不等于写得好，穷作家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差，——其实各有各的命。“我有我的快乐，作家不管穷富，都不要相互攻击。”
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杨黎总结后认为是“不自由”：“事实上，不光是我，我这一代人，实际上都很不自由，总是奔波在理想的道路上，在生活和创作中来回折腾，心中的忧虑从未消失，从未。”分别之际，雨还在下，我问了杨黎一个题外话，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喜欢什么样的人。想了想，他轻声说：“我喜欢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